洪武、永乐、宣德三朝，考成严厉，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力，因税粮缺额而革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，税粮通欠仍然如故，甚至历年叠加，说明其时的赋税定额，与地方百姓的交纳能力存在着，无法消除的距离。

        难怪时人杜宗桓云：“徒有重赋之名，殊无重税之实”。

        难不成真是当官照顾自己桑梓？

        或是百官官官相护，托请带话给地方官，让其宽容？

        或是见人朝堂有人，而不敢得罪诸如此类？

        然而明代遵循异地为官制度，根本不大可能，存在所谓的照顾桑梓，更犯不上为他人，放弃自己政绩，世上没有如此好的官僚，更没有如此蠢的官僚。

        哪怕吩咐之人是自己父亲，但在前途之上，其有所抉择。

        起码而言南方官员在北方收税便挺好，虽然依旧屡有拖欠，然远不及如此巨额，且连年拖欠。

        反倒是北方官员，去了南方能够收足一半，已然是泼天大功。

        别人在自己家乡刮地皮，自己却对仇人家乡客气？

        这怎么也无法说得过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更兼之明朝地域分化严重，常常一个村就和另外一个村不合，乃至于械斗皆非不可之事。

        是故南北官员，素来便是分外眼红，何谈照顾一事？

        再言，南人在北京有高官、六部、内阁，难道北人在北京便没有勋戚、内阁、六部、内廷不成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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