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人们围着我，问了我所有被打的细节。我全都说了，但我红着仅存的右眼，声嘶力竭地特别强调：「拜托你们，千万不要打给我生母！」

        那天，我是在极度的恐惧与煎熬中度过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幸好，那天回家後，生母有工作，她不在家。她偶尔会去人家的喜宴上唱歌、跳舞、做主持人，听说那叫「康乐队」，而他们去演出的场合叫做「做场」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去做场的夜晚，是我少数能稍稍喘口气的时候，因为我可以整晚都不必活在她的阴影中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天我早早就入睡了。直到半夜，我突然被生母叫醒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次，她没有凶我，没有拿着藤条。她看着我的头，语气里竟带着一丝恐惧、不安与担心，小心翼翼地问：

        「你头上那个……是我打的吗？」

        我不敢指控她。在地狱里长大的我，早就知道激怒她只会换来更惨的下场。所以我本能地找了个藉口，甚至主动帮施暴者开脱：

        「昨天之後，跟一个同学玩……可能不小心有挤到，就变这样了。」

        後来，社工确实介入了，但也仅止於打通电话给生母，给了几句「警告与教育」，事情便不了了之。呵呵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这个不了了之的头部重伤，却彻底激怒了我的家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某个平日的晚上，生母一样去做场不在家。大姊不知为何突然出现，二话不说便把我从生母家带了出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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