薇拉沉默了一会儿，转动着茶杯：「我父母在波兰是知识分子。1956年波兹南事件後，他们对政府失望，申请签证来到美国。但他们发现这里也不是天堂。我父亲是工程师，但在这里只能找到低薪工作，因为他的学历不被承认。我母亲本来是医生，现在在医院做清洁工。」

        她的声音很平淡，但艾莉丝听出了底层的情绪。

        「他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理想，只是认为苏联模式背叛了那些理想，」薇拉继续说，「我们家里有地下出版的波兰文学，有马克思原着，也有美国进步作家的书。从小，我就学会从两个角度看待一切。」

        「而我父亲是卡特工业的副总裁，」艾莉丝几乎是自愿说道，不知为何觉得有必要分享对等的信息，「我们家在格林威治有房子，夏天去玛莎葡萄园岛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会上大学，进入专业领域。」

        「你看，」薇拉说，第一次露出几乎可以算作微笑的表情，「我们的出身决定了我们的视角。你是既得利益者，我是边缘人。我们看到的世界自然不同。」

        「但我们都在同一所大学，」艾莉丝指出，「你有奖学金，不是吗？这说明T系还是有流动X。」

        「少数例外证明不了规则，」薇拉反驳，但语气温和，「而且，我母亲为了支付剩下的费用，每天工作十小时。她有关节炎，但不敢请假。」

        艾莉丝感到一阵不适的羞愧。她的学费全由父母支付，她甚至从未真正考虑过成本。

        「对不起，」她说，然後对自己的道歉感到惊讶。

        薇拉摇摇头：「不需要道歉。你没有选择你的出身，就像我没有选择我的。重点是我们现在怎麽看待世界，以及我们打算做什麽。」

        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。咖啡馆里的人群渐渐稀疏，老板开始清洁咖啡机。

        「我有个想法，」艾莉丝突然说，连她自己都没想到，「我们每周见面一次，像这样讨论。记录下我们的对话，看看一年後我们的观点是否会改变。」

        薇拉挑起眉毛：「你是认真的？为什麽？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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