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，宗教信仰是最令皇帝头痛的一件事情。不管是佛教、道教，还有蒙古诸部信仰的黄教、红教，抑或是基督教，都有缺陷和不足，都需要制约和监督。

        搞一刀切是不可能，也不现实的。但在大明帝国传教，某些教义就要改动，要遵守大明的规矩。

        爱国忠君肯定有，遵纪守法也不能少。建立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，也不算是创新之举。

        没有几个人能看出皇帝的深谋远虑，很多机构的成立，很多政策的实施，其实并不是很迫切，很完善。

        但皇帝坚持要推出，背后的深意是先建立起模式或框架，在逐步完善中固化下来，成为大明日后发展的规范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侵略扩张，比如扶持工商，比如海外设总督，比如……

        同样，在三王就藩的事情上，皇帝也要他们作个榜样。别到了藩地，还象以前那样坐吃等死，成为“圈养的猪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能力有大小，工作也有难易，好歹藩王不是文盲吧，在大明也算是高层的知识分子。

        朱常润完全听明白了，他们不仅要对就藩海外感恩戴德，还要成为其他宗藩学习的励志对象。

        具体的操作就是在报纸上发文，表达出要在就藩之地自食其力、努力工作的热切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这没问题，某本来就是这样想的。”朱常润稍微放下心来，言不由衷地笑着说道：“之前又不知万岁心意，哪敢在报上胡说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皇帝你是老大，想怎么说怎么说，想怎么玩怎么玩儿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，朱常润还是松了口气。皇帝有要求不怕，就怕不吭声，你猜不透不得提心吊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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