该征的不征，偷税漏税严重，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这与士绅地主隐漏钱粮，升斗小民承受重负是差不多的道理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太祖所定的商业政策也有很大问题，或者说是已时过境迁，不适合现在的社会经济情况。

        建国之初，商业活动经受战乱，很是萧条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，朱元璋对商业和商人采取了保护措施，定商税‘三十税一’，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、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，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364处，使商税较元末大大简约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明朝前期，这样的政策确实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到了明朝中后期，工商业已经繁荣起来，皇权（包括太监、后宫、藩王）、官权、绅权也纷纷介入，税收流失就成了大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后世人看来，拦路收费总有那么点敲诈勒索的恶霸意味。可你看到整个大明的商税收入，以及征税关卡的数量，就会觉得太少了，都太少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打个比方，在后世的省、市、县，甚至是区，都有税务局，数量有多少，反正很多很多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在大明呢，早期还有四百多个税课司局，但到了十七世纪早期仅存一百一十二个。

        为什么本来就少，后来就更少上加少了呢？原因也很简单，无利可图不说，还得朝廷倒贴。

        比如明隆庆二年，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检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四百余两，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一百一十两。

        看吧，还设什么卡，收什么税？征收上来的银子还不够收税人员吃饭的，趁早关闭还能省点银子。

        大明很奇葩，太特么奇葩了，朱由校看到这些数据资料，越来越觉得是这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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