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二年登科时，张佐治年约三旬，而到了今年，他的年纪已经五十有六。兵备道可不比内阁辅臣、六部堂官，亦或者某些重要地区的封疆大吏，兵备道通常干到六十岁左右也就该乞骸骨了。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皇帝一般也就照例批准，顶多给个公车驿站送回老家的待遇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，张佐治根据自己作为心学派内部边缘人的身份，其实早就做好了在天津走完仕途的心理准备。现在猛然发现自己还可能继续发挥余热，作为一个有很强主观能动性，很希望做点事情的官员，他自然免不了有心争取一下。

        话虽如此，但张佐治此前并没有真正关注过朝鲜问题，或者可以这样说：除了高务实之外，其他大明官员在此前几乎都不关心朝鲜。

        别看以前有段时间朝鲜和安南每年都要争一争在新年面圣时的座次，以此来确定谁才是地地道道的小中华，可是对于大明朝廷而言，这玩

        意儿有什么好争的？反正都是当儿子，难道你还指望争出个胜负来之后能得到嫡长子继承权吗？

        所以在大明官员眼里，大体认知上都是这样：朝鲜和安南(嘉靖后一般指莫朝)都是汉化颇深的国家，两者都是大明的藩篱，但是朝鲜相对比较老实，安南当年则有忤逆君父之举，故而朝鲜温驯，安南跳脱。

        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朝鲜多年都能在礼部举行的仪式上位列“班首”，代表各藩篱国谨呈贡品、献表等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当然了，大明朝对于藩国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过任何一个——废话，大明连藩王都不信，全得关起来当猪养，又怎么能指望大明会相信藩国？

        但只有这点东西，张佐治也知道恐怕很难让高务实满意，因此他心思一转，谨慎问道：“不知阁部是要问过去、当今亦或将来？”

        高务实呵呵一笑，知道张佐治已经猜到自己的用意，便道：“那便说说将来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果然如此！张佐治这下信心多了一点。

        原本，高务实认为张佐治首先应该会说朝鲜内附之后应该如何设置三司、如何驻军等政治、军事方面的安排，谁知道居然料错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张佐治沉吟道：“下官以为，朝鲜内附之后，我朝廷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恢复——或者说建立互信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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