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也许等到我们毕业，我们可以去欧洲，」薇拉建议，眼睛闪亮，「在法国或义大利，对我们这样的人更宽容。我可以写作，你可以学习法律。」

        这个想法很诱人——逃离，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但艾莉丝知道这也很困难。签证，工作，语言障碍。

        「我们会找到办法，」她说，更多的是希望，而不是确信。

        五月的最後一周带来了最後的打击。薇拉被社会学系主任召见。当她到达办公室时，主任——一个名叫戴维斯的温和男人——看起来很不自在。

        「请坐，科瓦尔斯基小姐，」他说，示意她坐下，「我收到了一些...关於你的报告。」

        薇拉的心沉了下去：「什麽样的报告？」

        「关於你的政治活动。参加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。与已知的激进分子交往。」他停下来，调整眼镜，「还有你与经济系学生艾莉丝·卡特的关系。」

        「我们是朋友。我们讨论思想。」

        戴维斯点点头，但看起来不相信：「在正常时期，这会很无辜。但在这些时期...大学承受着压力。国防合同，政府资金。我们必须小心。」

        「你是要我停止见她吗？」薇拉直接问。

        「不，不完全是。但我建议你...谨慎。你的硕士论文正在审查中。你的奖学金在审查中。任何进一步的...争议...都可能影响这些。」

        威胁很明确：保持低调，否则後果自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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